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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类难在哪堵在哪这个县城坚持17年

发布时间:2019-04-04 04:59:40

17年前,她所在的广西横县马鞍街社区,给每户发了一红一灰两个垃圾桶:一个丢可堆肥的生活垃圾,另一个丢其他垃圾;

如今,她家经营的卷筒粉小吃摊,摆了四个垃圾桶:一个放客人吃剩的粉,拿去喂鸡;一个放一次性筷子,送给邻里烧火;一个放饮料瓶,集中卖废旧;一个放塑料袋等。

从没有桶到两个桶再到四个桶,刘锦芬家的“垃圾倾倒史”,恰是广西横县探路垃圾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。

2000年9月,饱受“垃圾围城”之苦的横县,被逼上梁山,开始了自发的垃圾分类实践。

17年探索,横县县城垃圾分类覆盖面已超过70%,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%以上。愈来愈多的市民,像刘锦芬一样,已把垃圾分类当做习惯。

在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、环境隐患日趋突出的大背景下,遵守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,实行生活垃圾分类,能有效改良城乡环境,增进资源回收利用,进而增进“两型社会”建设。不久前,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,提出到2020年底,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干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,构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。

大道理,都能理解;真实践,道阻且长。国内自2000年起就在诸多大城市展开生活垃圾分类搜集试点,虽历经多年努力,成效难言乐观。

难在哪,堵在哪?从“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”到“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”,习惯如何养成?小城横县的实践,值得解读。

堆“圾”成山

“揣着铁棍,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,哪里是做工,简直是做贼”

“突……突……突……”1辆手扶拖拉机,打破了乡村夜的宁静。

坐在车上的吴文坚,手握铁棍,紧张四顾。

突然,几声狗吠传来。吴文坚的心,跳到了嗓子眼。所幸无事,顺利抵达。

“倒!”“走!”

“突……突……突……”卸下一大堆垃圾,拖拉机喘着粗气,迫不及待地钻进夜幕。

忆及20年前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景,吴文坚感叹不已:“揣着铁棍,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,哪里是做工,简直是做贼!”

1992年,吴文坚进了横县环卫站,“那时,县城几万人,垃圾少,工作清闲稳定。”

扫了三四年大街,吴文坚渐渐发现,县城垃圾渐多,工作量陡然增大。再后来,吴文坚等壮小伙,被领导安排了“特殊任务”——偷倒垃圾。

吴文坚称之为“打游击”:白天踩点,晚上行动。“点”,一要离县城近,2要周边无人居住,三要能开进拖拉机。行动,在夜色掩护下速战速决。怕被人发现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一个点倒一两次就再不敢去。

有天晚上,已经10点。正在偷倒垃圾的环卫工们,被前来甘蔗林巡看的村民发现。“干什么的!?”一声大吼,环卫工们吓得落荒而逃——3车垃圾,才刚刚倒了半车。

从“城市美容师”到担惊受怕的“游击队”,吴文坚着实憋屈,憋屈背后则是无奈。

“之前,垃圾处理根本不是问题,果园农田争着抢着拉去沤肥;后来,生活好了,包装袋、塑料瓶等愈来愈多,杂七杂八,既难分解又难分拣,白送给农民都不愿意要。”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。

随着城区建设规模扩大、人口数量增多,垃圾产量大幅上升。“上世纪80年代,县城垃圾日产量才十来吨。到90年代末,猛增至6七十吨,每年还以5%至8%的速度增长。”垃圾增长之快,让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惊讶不已。

堆积成山的垃圾,总得有个去处。丢哪儿?

一开始,县环卫站在城郊殡仪馆附近找了几亩地做填埋场,没多久就填满了。垃圾太多,处理简单,又无法及时清运,填埋场臭气熏天。附近居民受不了,抬来电线杆卡住门口,阻挡垃圾车进场。

广西横县民族中学学生在检查值日生垃圾分类是不是正确。

资料图片

“上山下乡”,成了不得已的选择。

但是,“游击战”愈来愈难打。偷倒再隐蔽,总有被发现的时候。愈来愈多的村民,知道了是环卫站“干的好事”,冲突时有发生。

“运气差时,被村民捉住围住骂娘,轻则清算现场,重则扣车、赔钱,实在丢丑。”令吴文坚印象深刻的,有两次。

一次,几个同事拉着3车垃圾,来到马岭镇清泉村。还没来得及倾倒,就被闻讯赶来的七八位村民围住。“县城产的垃圾,凭啥拉来臭我们?”“人扣下,车砸了!”好说歹说,赌咒发誓永不再来,村民才放行。

另外一次就没这么走运,两辆垃圾车在云表镇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几个月。最后,靠县公安局出动警力,才将车开了回来。

“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,明天的不知往哪儿倒。活,愈来愈难干。”吴文坚说,这类“清洁城市、污染农村”的做法,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。

受累,受惊,还受气,很多环卫工人难以忍受,辞职走人。

进口,愈来愈大;出口,愈来愈紧。堆“圾”成山,成了常态。

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,“被垃圾弄得邋里邋遢”。

逼上梁山

“分类成了头号任务,环卫站几近全部出动,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,以便随时翻垃圾”

坐拥一线江景,却不敢开窗欣赏。

为啥?

垃圾熏的!

西街、马鞍街沿郁江而建,本是县城的黄金地段,但两街石巷狭窄,环卫车没法开进。摆卷筒粉摊的刘锦芬和众街坊一样,索性将垃圾直接丢在江边,“眼不见为净”。经年累月,街道和郁江之间,构成了一条长长的“垃圾带”。恶臭阵阵,居民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闭。

“一年到头,就盼着涨几次大水,把垃圾冲走些。”刘锦芬说。

“黄金街”成了“垃圾街”,刺痛着横县人。垃圾问题,日渐摆上议事日程。

在施培杰看来,“弄分类,是被逼上梁山。”

“那时,垃圾燃烧项目还没有普及,建焚烧炉动辄几百万元,远超过我们的能力。而县城东郊那个4.7亩的填埋场,每一年要租车清运两三次,费用没有五六十万元下不来,还常被附近村民阻止。”施培杰说,堆肥本钱最低,也最实际,“既然是垃圾不纯致使不能堆肥,那我们就通过分类来恢复纯度吧。”

分类,怎样分?不能想当然。环保、环卫等部门,用时数月进行垃圾成份调查。结果表明:“横县垃圾可大致分成两类,即可堆肥的垃圾(81.11%)和不可堆肥垃圾(18.76%)。”

民意调查同步启动。在街上发放问卷,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。结果出乎预料:饱受垃圾之苦的居民,对垃圾分类支持率高达87%。

有了充分准备和“大数据”支持,横县垃圾分类实践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。

山歌好唱难开端。试点放哪里?有人建议先易后难,从城北入手,“那里居民素质高,好搞些”;有人建议先难后易,“剃好最难剃的头,才有说服力”。

几番讨论,终究确定在“难度最大”的西街和马鞍街试点,“由于拿下这里,就没有拿不下的地方。”

方法不复杂。

两街236户居民,家家发给两个不同颜色的桶。一个放剩饭菜等可堆肥垃圾,另一个放塑料袋、饮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。

如此分类,看似简单,实有门道。“1是符合横县垃圾成份实际;2是简单明了,连老太太都一教就会。如按流行的可回收、不可回收来分,反而不好操作。”陈洪为说。

过程不容易。

家里多了两个垃圾桶,刘锦芬并没太当回事,心里还犯嘀咕,“往江边1丢,多省事,分甚么类,麻烦!”

虽然有大喇叭、宣传单、秧歌队“狂轰滥炸”,很多街坊仍像刘锦芬一样,不以为然。

工作人员上门做思想工作,不想却被街坊们“将了一军”:“让我分类,可以!但你们得先把郁江边的陈年垃圾清走。垃圾不清走,分类我不弄!”

日积月累,郁江边垃圾“蔚为壮观”,臭气袭人。环卫站二话没说,清!

机动车过不去,就用竹筐一筐筐抬;铁锹不好挖,就用手去抠。用了整整一周,小山般的垃圾1清而光。

为“争取”刘锦芬等街坊,县环卫站还决定:每天下午上门回收分好类的垃圾。

“那段时间,分类成了头号任务,环卫站几近全部出动,人人出门都带着一把火钳,以便随时翻垃圾,指点居民分类。”吴文坚回想。

一开始,刘锦芬和家人不习惯、不会分。工作人员教了1两次,很快便学会了,“留个心,没什么难的。”

三月努力,终获回报:“两街”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达95%以上。

2001年4月,横县垃圾分类向全县铺开。

逼成习惯

“要让我们收不分类的垃圾,你先让县委县政府下个文件”

由“点”及“面”,从“盆景”到“森林”,绝非风平浪静,“钉子户”着实很多。

2002年的一天,1名男子好说歹说就是不分类,吴文坚急得在门外冲他大吼,“垃圾要分类丢!”喊完,又贴纸条告知:不分类,就不收你家垃圾。第二天,男子还是不分,混杂在一起的垃圾已开始发臭。吴文坚“砰砰砰”敲门,硬把他喊了出来,再拿着火钳扒拉恶臭的垃圾,手把手地教。第三天,该男子开始自觉分类。

一些机关单位,也是难啃的“骨头”。

分类伊始,一些县直部门等闲视之,按老习惯丢垃圾。一天,两天,三天……县环卫站死死顶住,不分类决不收垃圾。

没多久,这些部门被满大院的垃圾熏得坐不住,打来质问。环卫站一句硬话顶了回去:“要让我们收不分类的垃圾,你先让县委县政府下个文件!”

终究,那些“位高权重”的县直部门不能不服软。而作为住建局二级部门的环卫站,一时扬眉吐气。

“钉子”一个个拔,“骨头”一块块啃,横县打的是有准备之仗。

布局,谋定而动。县委牵头成立“高规格”项目实行小组,制定出“四周包围中心”的路线图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向学校、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住宅小区等推开。

宣扬,遮天蔽日。座谈、宣讲、会演,学校、社区、街道一处不落,为“垃圾分类——举手之劳,保护环境”理念造势。

实行,讲求策略。既有“大棒”,也有“胡萝卜”。分不好,环卫工、居委会大妈、分类督查员轮番上阵教;屡教不分,拒收垃圾;乱丢乱倒,电视暴光,依规重罚。分得好,每个月会得到洗衣粉、肥皂、牙膏等小嘉奖。

“横县所有学校都有垃圾分类制度,并将其与学生的操行分挂钩。同时,还鼓励各学科老师在课堂‘借题发挥’,引导孩子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。”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志贞说,“全县中小学生15万人,把他们引导好,影响带动的最少是15万个家庭。如此,代代传承,蔚然成风。”

“几根面条”的失误,曾让横县民族中学九年级学生黄冰懊恼不已,“以后,一定要当心留心。”那次,黄冰值日,没有将方便面碗中残留的面条挑出,而是一起放入了“不可堆肥”垃圾桶。结果,被检查垃圾分类的同学发现,班级被扣2分。

源头分类,还只是出发点。不解决终端“前途”,分类不可延续。

近年来,横县勒紧裤腰带,在原有基础上投资1亿多元兴修了1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和一个堆肥厂。同时,投入近千万元,购置垃圾分类标志桶、钩臂垃圾车、紧缩式垃圾运输车、环卫三轮车等环卫设备。不但仅是居民投放分类,而是投放、搜集、运输、处理全过程分类。

“垃圾分类后,经过堆肥、回收处理,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大为减少,目前每天填埋垃圾120吨左右。守旧估计,设计使用年限15年的填埋场能多用五六年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都十分可观。”在横县生活垃圾填埋场,运营负责人韦国树告知。

在横县大街小巷,两个异色垃圾桶是标配;在新建小区,封闭的分类垃圾房是必备;小区保洁员新到岗,环卫人员要上门培训;新小区落成,环卫站到场宣传教育3天;环卫站专设分类指点股,不定期巡查抽检……

截至目前,横县县城垃圾分类已普及至居民2.6万户,机关事业单位179家,小区90个、酒家36个、企业52家、综合市场5个、学校25所,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%以上。身为“老横县”,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副县长黄冬丽说:“垃圾分类,已融入横县的角角落落、时时刻刻。”

纵深拓展

“我们目前的分类只能算‘粗放型’,路,还长着咧!”

村屯保洁员,工资有多少?

最高6000元!

垃圾燃烧炉,也能村里造?

已升级迭代到8.0!

收入追白领,争着做保洁;垃圾分好类,燃烧不出村——这是横县校椅镇石井村的新景象。

茉莉花香扑鼻而来,村屯道路干净整洁,一派山水田园风光。

“这风光来之不易呀。”村党委书记李克进感叹。

村头屯尾愈来愈多的垃圾,曾让他头疼不已。“乡亲们腰包鼓起来了,消费向城里看齐,垃圾也与城里‘接轨’,包装袋、农药瓶、农膜、塑料袋等‘难消化’的垃圾越来越多。”李克进说,不讲求的,随便丢在房前屋后;讲求些的,找个偏僻角落。

蚊蝇满天飞、污水遍地流,石井村一度被县里通报批评。

2013年,广西启动“美丽广西”乡村建设活动。以此为契机,横县垃圾分类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。

吴文坚们在县城摸索出来的经验,被石井村改进成“乡村版”分类法:厨余类垃圾,给沼气池“喂饭”;可燃烧类,由村垃圾处理中心燃烧;可回收类,由保洁员拣出卖废品;危险垃圾如电池、旧灯管等有毒有害类,则集中搜集送县城垃圾处理中心处理。

村民每人每年缴纳36元垃圾费,村里聘请保洁员、垃圾清运员、燃烧员等。村民李旺当上垃圾清运员,每天清运全村14个自然屯的生活垃圾,月薪达6000元。

全村1563户村民,从老人到小孩,如今都能遵照分类“规矩”。一开始,收完垃圾要花三四个小时;现在可以直接拉走,1两个小时就能做完。

分类,让村民路英烈看到了商机。

“农村垃圾愈来愈多,总要有个去处。”认准这个理,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路英烈,屡败屡战。历经几十次实验,他成功研发出8代生态垃圾燃烧炉,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及环保专家的肯定。

“配上除尘装备,每台价格从30多万到50多万不等。除我们石井村在用,还向外卖出了100多台。”路英烈自豪地介绍。

从无到有、从县城到乡村,垃圾分类,已成为横县一张新名片。2010年9月以来,已有深圳、成都、贵阳、惠州、云浮、唐山等城市,前来考察取经。

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学教授八田耕吉实地考察后,称赞横县为“中国小城市垃圾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典范”。

整洁的环境,也擦亮了横县“中国茉莉之乡”的金字招牌。1朵茉莉花,开出了45亿元的产值。目前,横县茉莉花(茶)产量占全国产量80%以上,占全球产量60%,产品远销俄罗斯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。

横县为何能?

在县委书记唐小若看来,“不管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如何变,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人、财、物支持始终如一。包括居民环保意识启蒙在内的宣传教育培训、居民分类投放、环卫分类搜集、车辆分类运输、终端分类处理,环环相扣、无缝衔接,确保了常态化、制度化。虽然垃圾总量、区域面积、管理难度等不能与大城市等量齐观,但我们的分类方式简单易行、源头控制严格多样、分类链条流程完整等经验,仍有借鉴意义。”

光环之下,亦有难点。

“为何我们分类覆盖面是70%,仍未覆盖全部城区?”施培杰说,在私人开发小区和出租户集中的地方,很难管理;还有少部份住户、经营户为了逃交垃圾处理费乱丢乱扔。“我国暂无垃圾分类的相干法律,对这些行动,只能进行教育劝说,没有行政处罚根据,没法构成震慑。”

“与发达地区比,我们目前的分类只能算‘粗放型’,路,还长着咧!”唐小若坦言。

(人民阮旭日、严立政参与采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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